高建宇

当前，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，甚或一些热门岗位，接二连三有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而深陷进去难以自拔，以至于被戏称为“高危职业”。

　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的那样：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，而更多的还是倾注的精神和精力；但是，一着不慎毁于一旦，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，功罪不可相抵。

　　而作为领导干部本身，面对纷繁的各种利益关系，应心中有敬畏，自觉提升自我境界，坚决守住底线，“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，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，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，伸手必被捉”。同时，也应自我警醒：当下社会，诱惑增多，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，必须擦亮眼睛，在高度警惕中慎独慎微，绝不给各种风险、危险以任何可乘之机。

“跑官”陷阱

　　应当承认，“官本位”思想在当下一些人的脑子里仍根深蒂固，“官迷”大有人在。在这些人内心深处，为了“奔前程”，甚或是“光宗耀祖”，几乎将仕途升迁视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和最高追求，整天谋划的就是“做官”、“做大官”。为此，一些人挖空心思、削尖脑袋，竭尽所能地拉关系、找门路。

　　而手握一定实权的领导干部，自然成为各色人等都想拉拢的对象，成为“公关”的重点目标。坊间流传的“不跑不送，降职使用；只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既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顺口溜，正是对此的写照。在跑官要官中，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送钱买官。时间一长，买官卖官还会盘根错节，形成一个腐败网络、腐败圈子，一旦案发就会被连根挖起，任何人都将难逃法网。

　　以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例，他因执掌干部职务晋升、调整大权，被各路跑官之人重重“围攻”。由于其意志不坚定，思想防线薄弱，很快就被糖衣炮弹打开了缺口，“沦陷”进贪腐泥沼之中。自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，他利用当地干部提拔的机会，疯狂收受一百余人的现金及各类物品，总价值超过1500万元，最终被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。

当前，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，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，甚或一些热门岗位，接二连三有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而深陷进去难以自拔，以至于被戏称为“高危职业”。

　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的那样：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，而更多的还是倾注的精神和精力；但是，一着不慎毁于一旦，不管你以前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，功罪不可相抵。

　　而作为领导干部本身，面对纷繁的各种利益关系，应心中有敬畏，自觉提升自我境界，坚决守住底线，“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，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，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，伸手必被捉”。同时，也应自我警醒：当下社会，诱惑增多，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，必须擦亮眼睛，在高度警惕中慎独慎微，绝不给各种风险、危险以任何可乘之机。

“跑官”陷阱

　　应当承认，“官本位”思想在当下一些人的脑子里仍根深蒂固，“官迷”大有人在。在这些人内心深处，为了“奔前程”，甚或是“光宗耀祖”，几乎将仕途升迁视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和最高追求，整天谋划的就是“做官”、“做大官”。为此，一些人挖空心思、削尖脑袋，竭尽所能地拉关系、找门路。

　　而手握一定实权的领导干部，自然成为各色人等都想拉拢的对象，成为“公关”的重点目标。坊间流传的“不跑不送，降职使用；只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；既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顺口溜，正是对此的写照。在跑官要官中，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送钱买官。时间一长，买官卖官还会盘根错节，形成一个腐败网络、腐败圈子，一旦案发就会被连根挖起，任何人都将难逃法网。

　　以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例，他因执掌干部职务晋升、调整大权，被各路跑官之人重重“围攻”。由于其意志不坚定，思想防线薄弱，很快就被糖衣炮弹打开了缺口，“沦陷”进贪腐泥沼之中。自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间，他利用当地干部提拔的机会，疯狂收受一百余人的现金及各类物品，总价值超过1500万元，最终被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。

“参股”陷阱

　　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，部分领导干部缺乏辨别意识，“一切向钱看”，在暴富动机驱使下期待手中权力最大“红利”化。

　　为迎合这种心理，一些公司企业主动吸引领导干部投资入股，或者是赠送干股，再交由领导干部家人或利益相关人代持。如此一来，官缺钱，商缺权，双方结合起来实现了所谓“双赢”。

　　领导干部参股入股企业既与中央三令五申的政策背道相驰，也容易加剧以权谋私倾向。这是因为，一旦入股，领导干部必然被“请求”甚至“要求”，利用手中权力给予企业各项“帮助”、“扶持”，或是优惠政策，或是明里暗里的袒护。这样既当市场经济的裁判员，又当运动员，偶有失足推倒的将是利益链的多米诺骨牌，领导干部再想抽身而退将难上加难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插手煤炭领域入“干股”、“权力股”，表现最为明显。山西商人张佩亮在竞购某焦化公司煤矿时屡屡碰壁，最后找到时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段波帮忙。经段波一番运作后，他如愿以偿，为表示感谢赠送给段波20%的干股。两年后，原本以1550万元价格买下的煤矿，被张佩亮以1.5亿元转手卖出，其中2000万元得利分给了段波。此后，段波案发并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。

“雅贿”陷阱

　　与赤裸裸地直接送钱送股权相比，一些“高明”的行贿人转而采用送古董、书画或者艺术品等“高雅”形式。这种“雅贿”比传统的行贿方式更具迷惑性、隐蔽性，使得一些领导干部易于接受且心安理得。

　　党员干部拥有高雅的兴趣，喜欢收藏名人字画、古玩等，原本无可厚非，但是应当讲操守、重品行、保廉洁，尤其应警惕被“有心人”盯上，专门“投其所好”。应知道，“雅贿”是“换汤不换药”，形式的改变掩盖不住实质的同一：以行贿为途径，与领导干部扯上关系，进而谋取各种利益。

　　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为例，痴迷玉石的他自从接触上这一雅好之后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甚至到了疯狂地步。当地一些企业老板觊觎倪发科手中权力，纷纷为其买单。倪发科明知玉石价值不菲，却照收不误，占到了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，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。

“桂冠”陷阱

　　与实实在在的图“利”相比，部分领导干部在求“名”上似乎更缺免疫力。

　　一些领导干部喜欢给自己戴上各项荣誉“桂冠”，罩上炫目的光环，意图显示自己才华非凡。部分人甚至热衷于打通关节，策划于幕后，搞评选活动，堂而皇之地当起各类“明星”。而其手下亲信和各路有求之人，自然乐于充当吹鼓手或抬轿者，在肆意吹捧中使得这些官员桂冠满顶、荣誉挂身，俨然塑造成了各种“大腕”、“名家”。

　　古语说得好：不自重者致辱，不自畏者招祸。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从未受过专业音乐教育，不识曲谱，却在“朋友们”的怂恿和肉麻吹捧下“试水”音乐，创作大部头交响乐作品《神州颂》。此后，组成庞大演出阵容，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巡演，并远赴奥地利维也纳“金色大厅”演出。这使王益被誉为“中国演出频率最高、最能赚钱的交响乐作曲家”。而看似繁荣的演出盛况，大部分依靠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一些证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提供“赞助”。此后，王益因多年间在证券市场的严重违纪行为被批捕，“作曲家”成了人们纷纷嘲弄的名号。

“情色”陷阱

　　时下，不少领导干部因情人揭发而被查处，几成反腐怪象。领导干部难过“美人关”，与其说是人性弱点，倒不如说是借权力“燃烧”自己。这并非美色特爱官，而是权力在作祟，诱惑背后大多另有不可告人目的。

　　面对怪异陆离的色诱，不少领导干部往往难以把持。而一旦为美色俘虏，他们就会沦为任人驱使的奴隶，为满足情人需要、博取欢心，往往滥用职权、捞钱敛财，深陷腐败犯罪却无法摆脱。可以说，这些官员是“一日贪欢，终生负担”。

　　一项统计显示，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，包养情人的占有很高比例，沾染嫖娼恶习的也不在少数。与此相关联，更有别有用心者心怀叵测，针对问题干部设计陷阱、诱其下水。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落马，直接导火索就在于包养情妇事件的被曝光。而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一批干部的倒下，更是在“情色”问题上中招儿，纷纷落入被人设计好的“情网”陷阱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。

“亲情”陷阱

　　“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平安。”家人和亲情在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，互相关心帮助原本无可厚非。但部分领导干部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作一家之私，当成给家庭成员谋“福利”的工具。

　　一些领导干部在处理公事和同志关系中，能够做到坚持原则、两袖清风，却往往难过“亲情关”，最终使得“党风”给“家风”让道。一些领导干部自己一开始并不想腐败，缺口反而是先从其家庭成员打开。妻子、儿女等亲属不但不吹“枕边清风”、“家庭正气”，相反自己的欲望首先膨胀，或怂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和地位影响进行权钱交易，或亲自帮助受贿、索贿、转移赃物，最终一同走上不归路，跌入腐败的深渊。

　　近些年来，“坑爹”的“衙内现象”时有发生，“老子当政，儿子捞钱”在一些领域愈演愈烈。同样，随着一批贪官的被查处，“贪内助”的身影也不时闪现。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原县委书记刘喀生，自己很少收受他人钱财。凡是求托办事、行贿送钱的，都由妻子邱小梅负责接收。久而久之，邱小梅在县委大院成了说一不二的人物，被当地干部群众私下称作“老佛爷”。这给西方谚语“夫人的项链可能就是丈夫的锁链”做了有力的注解。

“哥们”陷阱

　　讲信誉、重义气，是为人处世的优良品质。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身处要职、热门岗位的领导干部，在“义利”问题上却应该想多一层、想深一些。无数前车之鉴反复印证一个道理：“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”。

　　不少领导干部职务中带“长”之后，会发现活动圈子越来越大，各路朋友越来越多，主动前来认哥们、交兄弟的大有人在。但是考究其本意，动机大多不单纯，更多的是心有所图、心怀诡异。如果不择良莠，难免就会因“小节”失守，把柄落人手，被牵着鼻子走；甚至臭味相投，沆瀣一气，将自己推向私人利益圈中。

　　事实上，尽管一些领导干部与各类“伙伴”相交时甚好，利益同盟坚固，但是这都是有条件的、短暂的，一旦事发，“哥们”往往自顾不暇甚至马上翻脸，成为直接把官员送进监狱的“绝对人证”。

　　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在位时，讲关系不讲原则、讲义气不讲是非，社交圈和生活圈中充斥着一大批工程承包商。在被尊为“大哥”，时时享受着“众星捧月”待遇，进而引导种种刺激体验中，程孟仁与这批人拉帮结伙形成了腐败圈子。最终，程孟仁伙同他人共同或者单独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57万余元，将自己送上了法庭审判席。

“小金库”陷阱

　　一些单位、部门在账外设立“小金库”，虽屡经查处、清理和规范，但仍禁而不绝。

　　“小金库”看似为领导干部提供了一定“便利”，可以任意支配和使用部分资金，却同时为铺张浪费打开了方便之门，也因其强烈的诱惑性、腐蚀性而成为诱发、滋生腐败犯罪的温床。因此，“小金库”隐藏着“大问题”，领导干部不可不察。

　　与私设“小金库”相伴而生的，往往是巧设名目滥发各类“奖金”。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，在担任徐州市泉山区区长期间，收到下属街道办送来的“拆迁奖金”，在工作人员“大家都有的”解释下消除了顾虑，予以收受。逐渐地，张引开始与下属“同甘共苦”，心安理得地“笑纳”各类名目繁多的“奖金”，并在升任区委书记后自创名目发“奖金”。从2009年到2012年，“财政平衡奖”、“重点工程奖”、“收入上台阶奖”应运而生，泉山区先后动用1000余万元资金，给少部分领导成员发放已经明令禁止的“奖金”项目，张引自己也拿到了50余万元。2014年5月，他因犯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。

“牌桌”陷阱

　　赌博的危害，人人皆知。但是，赌博以其特殊的诱惑，仍吸引了不少人参与其中、乐而忘疲。

　　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，部分人利用“打牌是业余爱好和个人私事”心理，主动设局邀请领导干部打牌，或者积极接受领导干部的打牌邀请。之后在牌桌上故意输钱，让上司或者领导干部大把大把将钞票赢走。这样既不失体面，又心照不宣地把钱送了出去，缩小了心理距离。因而，上级赢了钱下级得了官，干部赢了钱老板得了利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赌博竟成了下级向上级、“老板”向官员行贿的重要渠道，“彩头”作为腐败的诱饵被一些领导干部不易察觉地吞下。在“小打小闹”之后，一些领导干部逐渐升级加码，结果越赌越输、越输越赌，万般无奈之际开始打公款或者公权力的主意，难以从赌场抽身，又深陷贪污腐败境地。

　　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毕玉玺喜欢赌博，个体商人兰某通过赌博故意输给他累计数十万元，为此还得了绰号“兰精光”。此后，兰某公司在没有任何资质情况下，通过毕玉玺帮助揽到大量土方工程，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超过800万元。

“涉黑”陷阱

　　通常来说，领导干部在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打交道时都会格外谨慎，但对方为了生存或者获利，总会主动想方设法靠近、拉拢，以黑金“寻找”黑伞，寻求庇护与支持。

　　这类手段主要包括金钱收买、女色诱惑、恐吓要挟，在抓住一些官员的把柄后，从经济、政治方面尤其事关官员仕途发展上加以控制。在落入圈套后，这部分领导干部不得不对黑恶势力言听计从，甚至不遗余力地为其效力，或出谋划策，或通风报信，或放弃职责，帮助逃避打击。

　　四川汉龙集团掌控人刘汉，伙同其弟刘维等组织涉黑犯罪团伙，多年来利用巨额非法所得，拉拢腐蚀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。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刘学军、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原处长吕斌、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忠伟，定期接受刘维提供的吃喝玩乐、吸食毒品等消费项目。此外，他们及家属还被安排到香港、海南等地游玩，并提供购物现金。在被不遗余力地笼络下，他们对刘汉兄弟涉黑集团有案不查、压案不办、毁灭证据、重罪轻罚，使得团伙成员长期逃避法律追究。2014年5月，三人因犯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、受贿罪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、11年、13年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