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本文原题为《拓过爨碑裱过圣旨，昆明百年老店拓裱碑帖“金字招牌”》，原载《春城晚报》2018年3月9日，作者连惠玲。收入本书时，文字略有删改。）

昆明华山西路南段，车水马龙。路边一溜的烟酒杂货店，枝叶繁茂的行道树将门头几乎遮掩了起来，百年装裱店文古堂便夹杂在其中。覃永林俯在红艳光亮的裱台上，正要为一幅字画裱画心，身后椅子上摞了厚厚一堆待裱字画，背后的层板贴着新近裱起来待晾干定型的各式字画，其中一幅略有残缺泛黄的绢书，是明清时一状元所写，委托人十分在意，半开玩笑地让他“用命来裱”。

发展历程

文古堂肇始于1872年，彼时店铺在川，以做“黑货”起家。后避战乱，创建人彭祖德挑着8套碑刻木板到了云南宣威。

拓印碑帖是彭家最拿手的活计，这8套碑刻木板也很讲究，上面刻有柳公权、王羲之等书法大家的真迹。清光绪年间，在同乡会引荐下，彭祖德重建文古堂于卖线街（今华山西路）南段西廊，以拓裱碑帖为业。

后因战乱，老百姓寄希望于神佛保佑，因此“红货”吃香，文古堂便顺势做起了红货。“我们家原先最早是做黑货的，后来才做红货和白货。”覃永林说，所谓“黑货”就是碑帖，多以烟墨拓印，而“红货”是圣贤寿幛喜联之类，“白货”则为字画装裱。

“那时候，很多老百姓走几个小时的路，到店里面来请圣贤像。”覃永林说，所谓圣贤像多为菩萨之类，不能以钱交易，只是拿土特产以物易物。

文古堂店面（刘建明摄）

尽管不是自己所喜之事，但本着养家糊口和不砸招牌的原则，文古堂一律都接了下来，加之彭祖德精于拓碑，手艺独到，能将许多名家碑帖的神韵保存在字帖中，很快就在昆明站稳了脚跟。

文古堂第二代传人为彭寿祺。他出生于1886年，一生坎坷，晚年失去独子。原本秉承传男不传女家训的彭寿祺，在其独子过世后，便将裱拓技艺传给了大女儿彭颐华，后来彭颐华又传给了妹妹彭颐泉。

随着文古堂第三代传人之一的彭颐泉离世，同样是第三代传人的彭颐华已88岁了，因年迈无力裱拓，百年老店的担子便落在了第四代传人彭颐泉之子覃永林的肩上。1989年，彭颐泉之子覃永林在华山西路212号重开文古堂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覃永林装裱了上万幅书画，也有幸裱过徐悲鸿、齐白石、郑板桥、唐寅、沈周、吴昌硕等名家的作品，最大的感受是变得“眼高手低”，“尤其是鉴赏书画，我自己水平不怎么样，但是看别人作品非常挑剔”。

一些顾客送来的作品他“瞧不上”，认为没有装裱收藏之必要，也曾在顾客买了假字画后直言相告，却惹对方生气。“仿造名家的假字画太多了，我裱了几十上百幅圣旨，但是真的就只有两三个。圣旨是很讲究的，无论是材质还是规格、字体，有的圣旨造假造得根本是看不成。”

但是，覃永林记住了老一辈的话：无论客人拿来的是什么样的字画，他们都要尽心尽力装裱。“不敢马虎，不能做不好，你是老字号，你一个做砸了，人家就能满世界地说，你还不能反驳。”毕竟文古堂的招牌是一百多年来祖辈奋斗而来的，他最担心这块牌子在自己手中砸了。

品牌技艺

对于如何保住这块牌子，覃永林恪守以不变应万变的理念。“有的传统的东西，变了就不好了，只能不变。”譬如，他案上那盆糨糊的制作便是永久不变。用精面粉发酵1个月，其间需要按照季节、温度换水，发酵后祛除面筋再将面煮熟，煮过再蒸，此时出来的糨糊是火糨糊，不能直接用，必须放置几天，用水养着再发酵。“过了不行，黏性太强裱的画就脆了。不到火候也不行，只有最合适的糨糊裱出的画才会绵润。”覃永林说，在机器时代，老一辈们在装裱界的传承并未过时，且依然有着极大的优势。

“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了我们家祖上拓的碑帖，凡是带有‘文古堂’印记的碑帖，市价都要高一些，因为文古堂的技艺为艺术品加了不少分。”覃永林说。

名号故事

刚进文古堂，会略有遗憾，和一般装裱店区别不大，还显得有些凌乱，古色古香味不那么明显。但如果抬头，便会发现这家店大有名堂。天花板上垂吊着的3块匾额依次是：黑底金字上书“文古堂”，双钩笔法带着些古朴流畅；金底黑字“延釐笃庆”，这是旧时的祝颂语，字写得大气厚重；继而是一块写着“座有微香满室清”的匾额，清隽灵动。

这3块匾额的作者分别是现代云南文化大家、发现“滇王之印”的孙太初；光绪九年（1883）进士、昆明近代著名学者陈荣昌；最后一块牌匾的作者是清朝吏部尚书、昆明人赵光。

除最后一块匾额是文古堂收藏外，前两幅均是挥毫者所赠。

历来学书法的人，都要找到一本好的字帖作为学习范本，然而在字帖尚未盛行的年代，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则需要通过装裱师所制碑帖来完成学习。

寻碑、拓碑是装裱师的天职，为了得到好的碑刻，他们往往要风餐露宿辗转多地，用墨将字体“捶拓”下来，制成小册子传至民间，方有所得。

继承父业的彭寿祺也是如此。“我外公最喜这些，当时囤了4箱碑帖书画，最后全烧了。”

但到云南后，他就被“南碑瑰宝”的《爨龙颜碑》和《爨宝子碑》所迷，过去交通并不发达，但这并不影响彭寿祺对二爨碑的喜爱，几乎每隔两三年定要赶往曲靖拓二爨碑。

对于二爨碑的造诣，彭寿祺达到了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孙太初在《文古堂与二爨碑》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他在地摊上买获一本所谓未刻阮元题跋的爨龙颜碑，根据《校碑随笔》一一对照，以为得了真迹，于是捧去给彭寿祺看。结果彭寿祺随手一翻，冷淡地对他说：“这是新拓做旧的本子，要来何用。”

孙太初自然不信，于是彭寿祺取出七八张此碑拓片，与其手中完全一样，都是宣纸亮墨拓本，有关考校处与《校碑随笔》一一相符。原来这是彭寿祺在抗日战争前亲手做的，专门卖给那些有钱而又不懂的阔人，可以多赚一些钱。